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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與商字兩大圖書商標的市場競爭

中華書局開辦之初，以編印出版“中華”牌中小學教科書為主，并一度成為商務印書館的主要對手，彼此競爭日益激烈。當時兩家出版部門因宣傳、推廣、批發、折扣、同行傭金等開支，損失巨大，每年減收各在30萬元以上，難以為繼，于是有了聯合或合并之議。1914年，經商談合作，但協議最終未能達成。1917年，兩家再次進行會談，并正式形成合作協議。1926年6月至1927年6月，兩家又繼續簽訂合作協議。

在出版方面，當時陸費逵先生采用“跟蹤與超越”商務印書館的辦法，來提高“中華”牌圖書商標的社會聲譽。如在全國書刊出版界中，商務印書館比中華書局成立要早10多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商字”牌各類書籍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早就根深蒂固，先聲奪人。“中華”牌書刊要想后來居上，確非易事。但陸費先生不畏艱難，奮勇直追。在30年代中期，“中華”牌不但在有些方面趕上商務印書館，且還有一些品種書刊已超過“商字”牌。另外，在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許多出版物中，在中華書局出版目錄中均能找到相對應的書刊。這里對兩個品牌書刊作一對照：

1．有關“中華”牌與“商字”牌教科書之爭

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局的競爭，是從編輯、印制、出版、銷售“中華”牌中小學教科書開始的。在中華書局創辦的第二年，即1913年，編印出版“中華”牌初等“新制小學教科書”，每種12冊，每學期使用1冊。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商字”牌初等“共和國教科書”，每種8冊，也是每學期用1冊。兩家教科書在書本的內容、售價等，均有所不同。當時“中華”牌與“商字”牌教科書都在各新聞媒體大做廣告，宣傳自己編印教科書的優點，指出各自的不足。“中華”牌稱自己編印的教科書：課本分量合于授課時間，內容注重國民教育，印刷精良，封面耐用等。“商字”牌教科書則稱自己編印的教科書：售價低廉，減輕學生負擔，便于普及教育等。還有中華書局如在當天報紙上刊登“中華”牌教科書重要啟事，商務印書館就在第二天報紙上刊登“商字”牌教科書的重要聲明。兩家有時連篇累牘，連續二三十天，在主要報紙上開展競爭。由此可見，兩家出版單位初期競爭較為激烈。陸費先生在創業之初，首先發行“中華”牌教科書，并與同行開展市場競爭，促進了我國教科書內容與質量的大大提高。1927年，陸費先生領導的中華書局又編輯出版“中華”牌初高中“新中華教科書”，共有55種。

2．《大中華》與《東方雜志》兩本雜志之斗

《東方雜志》是由商務印書館創辦于清末時期。當時《東方雜志》內容較多，信息量較大，發行量面廣，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綜合性雜志。面對《東方雜志》創辦時間早，社會影響大等優勢，陸費逵先生也不甘示弱，他于1915年1月創辦《大中華》雜志，專門請名人梁啟超來主編，也名噪一時。后來，陸費先生又繼續創辦《新中華》雜志，僅創刊號就發行10 000余份，行銷全國，并在輿論界一舉成名，以此確定了“中華”牌書刊在國內出版界的地位和影響。1931年“九--／k”事變后，他又于1933年1月，積極籌劃創辦大型綜合性期刊《新中華》(半月刊)，主張全國上下一致對外，抵御外侮。其內容有國際時事、經濟狀況、各種學說、文藝、新書介紹、半月要聞等。當時，每期行銷都在3萬本以上。

3．《辭海》與《辭源》兩本工具書的比拼

在中華書局出版《辭海》之前，商務印書館已出版發行了《辭源》，且在社會上頗負盛名，暢銷全國。陸費先生在出版《中華大字典》和《中華百科詞典》，積累了大量資料后，也想編輯出版一本大型文史類工具書，但因平日工作繁忙，且沒有合適人員協助參與編輯。

1915年，陸費先生開始籌劃編輯《辭海》，它也以詞語為主，又兼收百科，供讀者閱讀_般古籍、文史哲研究和語文教學使用，成為我國近代規模較大的一部古今漢語大詞典。但由于陸費先生邀請我國近代著名文史專家舒新城先生主其事，而舒先生苦于創辦文化職業學校，又擔任成都高等師范學院教授等，無法身兼二職。直到1922年初，舒先生才答應陸費先生任《辭海》一書的主編。歷經10多年極其艱難繁重的工作，該書于1936年先對外發行《辭海》上冊，1937年8月出版了下冊。《辭海》發行70余年來，行銷已遍及世界各地。其發行量和社會影響力也遠遠超過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辭源》一書。在《辭海》出版發行后，中華書局還應部分讀者要求，出版了幾種《辭海》的副產品，包括《辭海》節版本、《辭海》合訂本等，供應社會各階層讀者的需要。

4．《四部備要》與《四部叢刊》兩書對于廣告宣傳的競爭

早年，商務印書館印制出版“商字”牌《四部叢刊》，在廣告宣傳中稱是照古書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容易出現差錯，以此來吸引讀者。面對商務印書館對《四部叢刊》的各種宣傳，陸費逵先生不但及時編印出版了“中華”牌《四部備要》，還在對外廣告宣傳中指出，該書是根據善本排印，并經多次校對，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訛傳訛，貽誤讀者。另外，他還別出心裁地在該書出版的廣告中，懸賞征求讀者來信，如能指出“中華”牌《四部備要》排印錯誤，每字酬謝銀洋10元。陸費先生使用這種辦法宣傳產品質量，其效果遠非一般廣告所能及。在《四部備要》正式出版后，僅讀者來信指出錯字一項，中華書局就支付酬金數千元。陸費先生這樣做，既大大提高了此書的質量，同時又擴大了“中華”牌圖書商標的社會影響，真是一舉兩得。另外，陸費先生在與其他同行的競爭中，由于他對圖書編印、出版和發行等各個環節，了如指掌，所以常能以智謀取勝。總之，同行間的競爭確實是免不了的，但通過一系列的競爭，大大促進了行業的發展。

在敘述完陸費先生當年創建中華書局和創立名牌“中華”牌商標之后，這里還要作一補充說明：因出版業務等發展需要，中華書局已于幾年前搬離了王府井大街，遷往豐臺區太平橋西里。中華書局的廣大員工將繼承陸費逵先生在中華書局工作中的光榮傳統，那就是對國家民族的強盛進步，文化學術的傳承發展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實現陸費先生曾說過的這樣一段名言：“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也同樣希望“中華”牌書刊商標更加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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