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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名牌的法律文化

精品名牌是指在市場上享有較高聲譽并為相關公眾所熟知的品牌。從精品名牌這一定義的文化背景來看，是指那些有相當規模或銷售量，商品市場占有率高，商品銷售范圍很廣，以及商標使用時間長，服務質量好，企業知名度及企業信譽得到社會公眾肯定的注冊商標標識。

1．精品名牌的文化內涵。從精品名牌的定義上講，某一品牌是否馳名或者能否成為一國公眾甚至世界各國人們的認可、肯定，并不是由品牌標識本身的外在形式，如文字、圖形或者其組合等決定的，而是由品牌所標示或代表的商品或服務與社會公眾的利益交換關系，以及該品牌使用者的企業形象、公眾評價等是否為眾多消費者在長時間和較大的范圍認可(即品牌的時空條件)及其認可的程度，認可持續的時間等因素決定的。同時，社會的進步總是以文化的演進為特征的。在其中，當某一品牌所標示或代表的商品或服務具有了文化的內涵后，該品牌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含義(即品牌的文化條件)就與當時社會人們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產生了親合力。這種親合力正是精品名牌的文化內涵的集中表現。

人們作為消費者也好，作為一般社會公眾也好，遲早會對某一品牌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持久而濃厚的喜愛。作為回報，品牌使用者以優質的產品、優良的服務、優秀的企業形象，以及優良的信譽等(即品牌的企業內在條件)保持其品牌的文化品質，創造適宜品牌馳名的文化土壤與法律環境。可見，馳名品牌是伴隨著其文化內涵的形成而形成的。

2．法律文化造就精品品牌馳名。法律文化，是人們對法律制度的心理評價和態度的總和。對商標的保護和馳名商標的產生而言，法律文化實質上是社會對精品品牌馳名的認識，態度和觀念的總和。

馳名商標的誕生來之不易，單從時間和創立它的人力支付上看，從某一商標使用時起，要經過幾代人，乃至上百年的法律保護和社會公眾的評價累積。而若從人力支付上觀察，應當說任何馳名商標的形成，都是勞動者以其創造世界的勞動的不斷付出，才把與某一商標對應的產品、產品質量或生產工藝或服務等錘煉成名牌產品或獨具特色的生產工藝、服務等。我國“貴州茅臺”酒、“瀘州老窖”、“五糧液”等馳名商標，無不具有一個曲折的歷史過程和艱難的創業背景。

然而，我國過去法律文化的遲滯和保守，不僅使我國難以營造馳名商標形成的宏觀環境，而且也使企業對自己的無形資產的價值失去了幾多收益。因為很多企業對商標的認識只停留在商標標識的外在價值上，最多只覺得商標注了冊能有專用權，而很難認識到商標乃企業形象、產品質量、優質服務與企業知名度的總和，即認識不到商標的內在價值，更難認識到商標即權利、財富和效益的對立關系，即難以認識到商標的法律文化價值。

這也難怪，因為千百年來，中華法系給炎黃子孫們留下的法律文化沉淀只有極其簡單而明了的法律觀念：法即刑，法即責任，從而人們對自己的權利、權益等可以作出“屈死不告官”、“告狀非好人”的評價。相比之下，法即權利、法即利益的觀念距我國民眾尚極遙遠。

對于商標、馳名商標這些文化含量極高，而權利、利益等法律價值更為豐富的易損對象的態度，自然就可想可知了，這也就決定了我國在目前很難造就出大批馳名商標，更不要說世界馳名商標了。

3．法律文化導致名牌的國際較量。在法即權利、利益觀念的熏染和支配下，正當我國諸多企業家們陶醉于中外合資或合作中的技術成果(商標投資)轉讓的喜悅之中而不能自拔時，國際市場上的老手們已將瓜分和搶占中國馳名商標領地的戰爭打到了家門口。

如上海協昌縫紉機廠的“蝴蝶”牌縫紉機，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就揚名國內，并占領了東南亞各國市場，但卻沒有受到這些國家的法律保護，原因是中國的“蝴蝶”牌縫紉機商標未進行國際注冊。也正因為如此，印尼商人將中國“蝴蝶”在其本國搶注成功。當印尼要將中國的真‘‘蝴蝶，，驅出東南亞市場時，上海協昌縫紉機廠才如夢方醒，在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下，耗盡血本，才將自己“蝴蝶”專用權收回來，并置于他國法律保護之下。

相比之下，中國的“美加凈”商標以1 200萬元人民幣從‘‘莊臣，，贖回，北京“同仁堂”以馳名商標身份在東瀛日本要回面子，這些都多少從反面說明了中國有些企業家已有了現代法律文化的素質養成。但是，國內的“八大名飲”只剩下“健力寶”孤軍奮戰，廣東的“田七”、“潔花，，商標被美國的‘‘海飛絲”、“飄柔”所俘擄，這種情況還是數不勝數的。

法律就其實質而言是保障權利，維護合法利益的，刑罰只是這種權利保障、利益維護目的的一種極端手段而已。因此，領悟到法即權利、利益真諦的外國商人們，才會以合法(商標搶注)的手段，達到合法攫取商標這種無形資產或馳名商標市場效益的目的。倘若對此道一無所知，也就是法律文化的“底氣”如不進人中國企業家的綜合素質之中，“醉倒在家門口”的悲劇還會一再重演。

1996年4月，全國春季糖酒交易會又在四川成都掀起了廣告大戰的熱浪，其中，日本麒麟啤酒株式會社(KIRINBREWERYCOIVIP~rTED)斥資200萬元人民幣大做廣告，推銷麒麟啤酒。只是這只日本“麒麟”出身于中國陜西麒麟酒廠，被日本花了區區18萬元人民幣就把這只已在中國注冊的“麒麟”牽到了日本，然后日本人又把“麒麟”啤酒送到“醉倒在家門口”的中國人面前。這只能說明：誰不懂法，或者誰不具備法律文化的底蘊，不要說創造出馳名商標，就是有了馳名商標，也會拱手送人的。

我國進入市場經濟的實踐特別是反面教訓已經證明，商標資源是一種文化資源，更是一種法律文化資源。爭奪它，是爭奪財富、爭奪利益、爭奪無形資產和明天的馳名商標。這就是商標國際馳名的較量為什么愈演愈烈以及為什么能打開中國國門的根本原因。

當然，法律文化不是個體現象，也不只是一家企業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法律文化對于商標特別是馳名商標而言，它是一種法治環境和權利土壤或利益維護體系。當前，我國關于馳名商標的法治環境已經確立，遺憾的是，國內企業界法律文化素質還十分欠缺，這就需要我們在近期內在這方面的培育上加大力度，要在強化企業商標意識的基礎上，把馳名商標的法律文化作為一種基本素質融人企業家的綜合素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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