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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合一”還是“二審合一”：知識產權法院審理模式的理論爭議與國際實踐

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開啟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新紀元。截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三家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總計１０７９５件，審結４１６０件，審判效果獲得社會贊譽。司法體制改革并非一朝一夕，知識產權法院的制度建設也在不斷完善之中，但是毫無疑問，高效、公正的專業化審判道路必將代表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未來走向。從國際層面來講，雖然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化審判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是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置方式卻不盡相同，大致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單一行政確權的專門法院，如德國和２０１６年前的韓國；二是行政、民事案件“二審合一”的專門法院，如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家；三是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三審合一”的專門法院，如泰國和我國臺灣地區。
就知識產權案件而言，較之于一般案件更具有專業性和復雜性，其涉及的不僅僅是法學問題，多數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糾紛，涉及更多的是專業技術問題，僅具有法學背景的一般法官難以勝任。再者，知識產權法自身兼具實體法和程序法雙重特點，在訴訟過程中提出的一些訴求，如商標權的撤銷、專利權的宣告無效等，需要行政部門的認定，如此一來，相關行政訴訟必然牽涉其中，造成審理權限分散，以致拖延案件審理周期，影響知識產權民事或刑事案件的審理，其弊端不言而喻。鑒于諸多知識產權糾紛涉及專利、商標的有效性，且爭議較大，普通法院難以把握裁量標準，因此部分國家通過知識產權專門審判組織形式審理確權糾紛，１９６１年成立的德國聯邦專利法院就是此類單一確權制國家的典型代表。德國聯邦專利法院是德國最年輕、專業化程度最高、規模最大的一個法院，它有其獨特的產生方式和組織結構，是歐洲唯一的特殊法院。在人員構成上，聯邦專利法院由司法人員（從各州法院中調任）和技術人員（從知識產權行政部門中選任）構成，因此專利法院審案，很少需要技術專家到庭作證，審案進度和專業水準都得到了顯著提升。與德國聯邦專利法院不同，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是受理專利確權、侵權訴訟的專屬上訴法院。它受理來自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專利審查案件、美國聯邦地區法院的專利侵權案件和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３３７調查”案件的上訴。雖然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管轄的案件并不限于專利，但是對于同屬知識產權范疇的商標和著作權的相關案件，其不具有管轄權。④由上述規定可以看出，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對于涉及專利案件的審理，涵蓋行政和民事案件，屬于“二審合一”模式。另外，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三審合一”模式，在一些國家或地區也取得了較好的實踐效果，我國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開展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改革采取的正是此種模式。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成立的“智慧財產法院”打破了我國臺灣地區長期實施的司法二元體制，施行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專屬管轄，對于規范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程序，提升案件審理效率和專業水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我國臺灣地區審判效率大幅提升，得益于以設立智慧財產法院為核心進行的知識產權審判組織專門化改革，從而在整體上實現了我國臺灣地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知識產權水平的提高。
綜上可以看出，建立獨立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已經在國際司法體制改革進程中達成共識，但是具體采取何種審理模式卻存在較大差異。從節約司法資源、統一裁判尺度的角度考慮，“三審合一”是最佳選擇，同時也對審判組織結構和人員提出最高要求。從提高訴訟效率、降低改革成本的角度考慮，“二審合一”和單一確權制具有明顯優勢。我國在籌備知識產權法院之初，曾有過諸多對于知識產權法院審判模式的探討，在國際層面上，這一爭論也從未停息。持客觀之尺度以評價，“三審合一”還是“二審合一”，不能僅僅從制度自身來考慮，畢竟脫離一個國家的國情單純談論法律制度的優劣毫無意義，知識產權制度肇始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實踐自然彰顯國際知識產權理論的最新成就，但是未必能夠適應我國的文化土壤。因此，雖然國際知識產權司法實踐確實可以為我們提供可資借鑒的改革樣本，但是建立在我國國情基礎上的制度創新更為重要，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在我國尚處于初級階段，未來根據司法實踐發展予以適時調整和完善都在常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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