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我們身邊充滿了數字以及圍繞數字而形成的經濟和商業形態。統計顯示，目前全球十五大互聯網公司均為平臺形式的數據公司；全球最大的100家企業中，有60家的主要收入來自平臺商業模式。而2016中國獨角獸企業榜前15位中，也有11家屬于平臺經濟類型。平臺經濟具有千萬量級的商品和服務提供者，更有數十億級的消費者用戶，并對用戶形成強大的黏性。平臺經濟是大勢所趨，但如此龐大的規模，僅靠單一力量很難實現有效治理。如果說，鼓勵創新、包容審慎是數字經濟時代的行政監管原則，那么，協同共治就應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社會治理機制。 　　從政府治理層面來說，協同共治也是適應變革的需要。當前經濟生態日益豐富多元，催生了數據智能、網絡協同等不同以往的治理模式。這些新治理方式，與行政機關傳統的許可、審批、處罰的監管方式，存在著銜接和協同的磨合。在此背景下，就需要政府與社會力量形成合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社會治理模式正在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政府監管向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 　　在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平臺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平臺因其海量的商家和用戶以及沒有國界、邊界的特點，從而具有比傳統跨國公司更大的公共性與責任。它們承擔著市場主體準入、競爭秩序維護、產品質量擔保、合法合規審查、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消費者維權等方面的職責。以阿里電商為例，平臺上的商家約有1500萬家，活躍消費者超過5.35億人，而且有百萬境外商家和數以億計的境外消費者，服務范圍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商家和消費者的權益由誰來保障？平臺上的秩序由誰來負責？掌握著這些規則和全部數據的平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實，政府與平臺利用各自優勢協同共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政府監管是國家機關依法行政，可以依法采取強制措施和處罰，具有很強的合法性與公信力；而平臺治理則能利用技術優勢，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當前，國家賦予了平臺越來越多的依法行使治理權限的職責，平臺應從主動治理、數據共享、技術手段等方面，實現與政府監管的協同治理。比如，巨型平臺往往擁有強大的數字技術能力，而政府盡管掌握關鍵的數據信息，但數據處理和運用能力卻相對薄弱。在此情況下，平臺可以充分發揮其優勢，在政府網上采購、互聯網金融監管、網絡防攻擊能力等方面，，對政府部門提供技術賦能。 　　互聯網像電力一樣無處不在，可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而數字經濟的甘霖，更是泰山遍雨、河潤千里。順應這樣的趨勢，加強政府與社會的協同共治，不僅有助于數字經濟安全健康可持續發展，也會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