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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人物姓名注冊為商標的法律規(guī)制

公眾人物姓名能否注冊為商標，我國商標法并沒有直接進行規(guī)定。從保護公共利益出發(fā)，在實務中，不論是歷史上臭名昭著者還是黑社會組織、邪教組織的倒行逆施領導者依據(jù)《商標法》第10條第1款第8項“有害于社會道德風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響的”禁用條款，不能被注冊為商標。此處的“社會不良影響”是指對社會產生的一種負效應，它已經(jīng)脫離了個人利益層面而進入到公共秩序范疇。
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商家追求商業(yè)利潤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對政治人物的姓名作為商標使用即使是善意使用，商業(yè)化的操作也會使政治人物蒙上經(jīng)濟色彩，影響政治人物的威信和社會評價，產生政治負影響。故對當代人物，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活躍在當今政界的領導人以及已故的第一輩革命家、政治家的姓名也不得作為商標注冊。*
對非臭名昭著的歷史人物姓名注冊為商標的情況，則應當考慮商標注冊所附著的商品或服務。如果企圖在褻瀆性商標或服務上使用歷史人物的姓名作為商標也可能會產生社會不良影響。“褻瀆”從語言學上來講為冒犯或不恭敬，就商品內容而言，有些商品如果同具有高度聲譽的歷史人物聯(lián)系在一起則構成事實上的一種不恭敬，使其聲譽受到損害。雖然歷史人物已經(jīng)過世多年，且其后代也可能無從尋找，從單純的民事名譽權受損是很難給予法律救濟的。但是，社會大眾對這些歷史人物往往也存有高度敬意，而作為褻瀆商品的商標使用同樣損害了公眾的情感，甚至可能損害民族、宗教情感或民間信仰，因此亦在事實上構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應當予以禁止。
但商業(yè)社會中更多的公眾人物姓名與商標注冊的爭議往往存在于當代公眾人物姓名被他人注冊為商標的情況。2002年耐克公司就喬丹體育標有漢語拼音“QIAODAN”和中文“喬丹”字樣的運動員左手運球商標與自己已經(jīng)在中國注冊的商標相似，向商標局提出異議。隨后在同一年中，耐克公司還提出了6份商標異議；2007年，耐克公司又對喬丹體育運動員右手運球的商標提出異議，上述總共8項異議均被駁回。在復審中，商標評審委員會提出：“運動員邁克爾?喬丹僅在籃球運動領域里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喬丹’為英美普通姓氏，在除籃球運動之外的其他領域里‘喬丹’并不與運動員邁克爾?喬丹具有唯一對應關系。運動員的知名度不能等同于‘MICHAEL JORDAN’商標在服裝、鞋、帽商品上的知名度。”*商標評審委員會的復審意見涉及到幾個問題：公眾人物知名度如何界定、姓氏和公眾人物之間指定關系如何認定以及公眾人物姓名作為商標注冊時商品保護范圍有多大，這幾個問題也是申請注冊的商標是否為公眾人物姓名的幾個主要判定要素。
為了盡量避免主觀判斷對事實認定的不準確性，在利益平衡原則指導下，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公眾人物姓名商標注冊給予規(guī)制：
(一)知名度的認定
對公眾人物的范圍，法律并沒有明確界定。但在判斷公眾人物時有個要素必須具備，即被社會公眾廣泛知曉和關注。這種知曉和關注可能受眾的范圍不同，對公眾人物的認定不以社會公眾普遍認知為條件，而是以在某一特定領域內在相關公眾中具有一定知名度即可。這里的相關公眾是指對該特定領域有較全面認知的主體，這類主體很可能就是以姓名注冊為商標所附著的商品潛在消費者。知名程度是認定姓名所屬人是否為公眾人物的關鍵，但是這種程度應到何種限度卻通常是一個主觀判斷而非事實的客觀認定。雖然有觀點認為姓名被他人注冊其行為本身就說明該姓名已經(jīng)具有一定知名度，但是這種反推方式卻不符合知名度認定邏輯。而且就公眾人物來講除了常見的娛樂體育明星外，還有一些基于自身職業(yè)中突出的實力而在自己的領域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如知名學者、著名建筑師、服裝設計師等，如果將他們的姓名注冊為商標，在知名度認定上難度可能比明星還要大，所以在知名度的認定上應區(qū)分對待。一方面對知名度認知考量因素直接予以規(guī)定，另一方面從注冊申請的商品或服務類型入手，如果姓名附屬的商品或服務與姓名擁有人所從事行業(yè)領域有密切聯(lián)系即視為該姓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凱特?苔蘚KATE MOSS”商標爭議案件中，申請人英國尚?史東模特經(jīng)紀公司僅提交了一份證據(jù)——阿里巴巴網(wǎng)站文章“名模KATE MOSS新寶姿代言人”的打印件，證明爭議商標申請日之前KATE MOSS在中國具有知名度。北京高院在二審中雖然明確表示，“該證據(jù)不足以證明KATE MOSS在中國具有較高知名度，但卻認為鑒于KATE MOSS并非現(xiàn)有固定搭配的詞匯，而荊勝強作為服裝行業(yè)經(jīng)營者較之一般公眾對于該行業(yè)具有更高的認知，且模特KATE MOSS曾為寶姿品牌服裝2002年春夏代言人，因此可以判定荊勝強在第25類服裝品牌上注冊爭議商標具有不當利用‘KATE MOSS’這一姓名營利的目的，爭議商標的注冊及使用侵害了模特KATE MOSS的姓名權。”*顯然法院的判決對相關公眾的范圍做了更廣義的解釋，并且在考察知名度時也主要從姓名注冊的商品或服務內容與姓名擁有人之間的關系來考慮。本案中爭議人物超模KATE MOSS雖然在國外享有很高知名度但卻很難證明在中國具有較高知名度，但法院基于商標附屬的商品與其從事的行業(yè)有密切聯(lián)系且申請人主觀有不當利用的目的而認定構成了對KATE MOSS姓名權的侵犯。
對知名度的認定同樣還要受到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在這個變化日益迅速的時代，曇花一現(xiàn)的公眾人物也不乏其人，又或者他人注冊某人姓名時尚沒有名氣但注冊后卻擁有了較高的知名度等情況時有發(fā)生。例如2012年爆紅的NBA籃球明星林書豪的姓名早在2010年就被國內企業(yè)注冊為商標，但顯然該姓名2010年在中國并沒有受到普通民眾關注，很難被定義為公眾人物。區(qū)分名人和非名人是不可能也是不現(xiàn)實的。為了避免這種不確定性，判定公眾人物的時間應當限于申請注冊之日，即截止于注冊申請日時該姓名是否屬于公眾人物的姓名。美國歌星小甜甜布蘭尼(BRITNEY SPEARS)的名字“BRITNEY”在中國2001年就被申請注冊為鐘表類商品商標，2004年被核準注冊。當布蘭妮向法院提出撤銷準予注冊裁定時，法院審理認為，布蘭妮方面提供的證據(jù)不足以證明注冊公司申請注冊“BRITNEY”商標時，她在中國大陸地區(qū)已為中國相關公眾廣為知曉，并且在中國相關公眾的認知中已將爭議商標與其姓名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建立起對應關系，不足以認定爭議商標的注冊給布蘭妮?斯比爾斯姓名權造成損害。*從法院審理意見中可以看出，在中國具有知名度的外國名人的姓名權受到同樣的保護，只要其姓名在作為商標申請注冊時已在中國相關公眾中享有知名度即可。
對知名度的認定，由商標局主動認定還是依照姓名權人的請求再來判定可以根據(jù)具體情況來確定。如果商標局審核人依自己的常識即能直接認定姓名系公眾人物姓名可直接拒絕核準。但是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則由姓名權人主張自己權利時再根據(jù)權利人提供的證據(jù)予以實際審查更為適當。
(二)爭議商標使用的事實狀態(tài)
爭議商標與公眾人物姓名相同并不一定就損害公眾人物姓名權。受限于姓名自身的特性，公眾人物姓名也可能與他人相同。如果申請人本身與公眾人物同名同姓，而意圖將自己的姓名注冊為商標，則應考量申請人注冊時主觀上是否善意，有否有利用公眾人物名譽的故意。如果當事人并沒有搭便車的意圖，而是正當使用自己的姓名，對該姓名可以注冊為商標。
公眾人物的姓名被他人作為商標使用，由于審查員個人認識領域的局限，對該姓名予以注冊，且商標注冊人一直使用該商標并使得商標具有一定聲譽，公眾人物能否以自己享有在先權利而要求撤銷該商標？《商標法》第41條規(guī)定：“已經(jīng)注冊的商標，違反第31條規(guī)定的，自商標注冊之日起五年內，商標所有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裁定撤銷該注冊商標。”本條中的利害關系人顯然涵蓋了自己姓名被他人未經(jīng)許可擅自注冊為商標的公眾人物。商標法第41條規(guī)定的時效是絕對時效，即無論商標注冊人在注冊時是否存有惡意，或公眾人物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已被注冊為商標，公眾人物都不能在自己的姓名被他人注冊期滿五年后要求撤銷注冊商標。該條規(guī)定之所以對在先權利人的權利予以限制，是基于在商標注冊后，注冊人可能在商業(yè)活動中長期使用該商標已使商標產生了一定的商業(yè)價值，而此時在先權利人再提出主張，極有可能導致投注于商標使用中的投資付諸東流。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商品即使搭名人便車在開始具有一定的市場，但假如商品本身不能得到消費者的認可，該商品依然會被市場淘汰。從維護商業(yè)秩序穩(wěn)定的目的來講，對公眾人物基于自己姓名權主張撤銷注冊商標的權利予以一定期限限制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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