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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體制改革試點情況

訴訟效率低下、訴訟程序冗長、專業程度不高，一直是困擾知識產權司法實踐的難題。當前，我國正處于建設創新型社會的關鍵轉型時期，持續增長的知識產權糾紛數量與現行司法體制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刻不容緩。２００５年，由最高法院民三庭領銜，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等６個高院和有關中院參與的最高法院重點調研課題“關于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機制的調研”正式啟動，這是最高法院開始全局性部署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標志性措施。①２００９年３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確定要“探索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案件的綜合審判庭”。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全國共有７個高級人民法院、７９個中級人民法院和７１個基層人民法院開展了試點工作。②在“三審合一”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就具體改革方案作統一部署，因此各個試點法院結合自身組織結構及審判實踐特點，充分發揮組織能動性和創造性，迄今未止形成了“浦東模式”“西安模式”“重慶模式”等不同試點模式。雖然在具體運作中存在差異，但是上述改革試點區域都在探尋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最佳路徑，以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為改革目標，為我國知識產權法院登上歷史舞臺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以下就我國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幾種較為典型的試點模式作一簡要介紹。
一、浦東模式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上海市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一直面臨著民事案件數量增長迅速、新型案件比例大、涉外涉港澳臺地區案件多等復雜問題，審判壓力較大。上海市浦東法院知識產權庭（時稱“民三庭”）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６月，是全國基層法院的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③１９９６年，浦東法院開創性地集合民事、行政和刑事審判人員組成綜合審判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這是我國首次在基層法院層面成立知識產權綜合審判庭，其快速高效的案件審理模式廣泛獲得社會贊譽④，并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于知識產權案件集中審理的思考。受到浦東模式的啟發，其他試點法院逐步嘗試打破原有知識產權分散審判體制，開展“三審合一”或“二審合一”審判體制改革，進而拉開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序幕。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浦東法院相繼收到中美合資上海吉列有限公司提起的一系列訴訟案，案件類型涵蓋民事、行政和刑事范疇。當時正處于中美兩國剛剛簽署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⑤的關鍵時期，此案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經上海市高院核準，浦東法院在這起連環案審理過程中，抽調行政庭和刑事庭的相關人員與民事庭審判人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最終該糾紛得到圓滿解決。經過不斷的探索與磨合，浦東模式日臻發展完善。起初，浦東法院在“飛鷹”商標案審理過程中，僅僅是組織不同審判庭相關人員臨時組成合議庭，不具有普遍意義。后來，受到“飛鷹”案的啟發，同時為了應對知識產權糾紛逐年增加的新態勢，１９９６年１月，經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浦東法院民三庭開始試行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三審合一”立體審判模式。⑥在審判組織人員構成上，也從最初的人員中臨時抽調，組成合議庭，發展到從刑事庭、行政庭選調法官充實到知識產權庭，在經歷各種嘗試和組合后，浦東模式日益成熟。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浦東模式”最終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所認可，并在全國推廣。①與后續其他審判模式相比，“浦東模式”的顯著特點在于在基層法院層面開展知識產權集中審理試點工作，而且是非常徹底的“三審合一”模式。②后來，根據知識產權審判的變化，浦東法院將“三審合一”立體審判模式進一步擴展至中級人民法院，也就說，浦東法院通過“三審合一”模式審理的案件上訴至中級人民法院后，仍可由專門的“三審合一”審判庭予以審理，最大程度保證了案件審理的專業與高效。
二、西安模式
“浦東模式”的成功，昭示出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改革的正當性與迫切性。《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實施以后，全國多地人民法院開始試點工作，西安法院充分結合知識產權審判實踐，在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摸索出了一套適合本區域實施的集中審理模式。雖然與“浦東模式”相同，“西安模式”同樣采取了較為徹底的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審合一”，但是與浦東法院在基層法院層面開展試點不同，西安法院將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權提升至中級人民法院層面，其中民事案件仍然由原民事審判庭審理，但是行政和刑事案件則分別歸屬于行政審判庭和刑事審判庭，這一點構成了“西安模式”的主要特色。
知識產權屬于民事權利，知識產權案件以民事案件居多且較為復雜，因此現行知識產權民事訴訟規則將此類民事案件的一審管轄權原則上授予中級人民法院，基層法院只有在得到高級法院或最高法院指定的情況下才可以行使管轄權。但是，對于涉及知識產權的行政和刑事案件，依據相關規定，其一審案件管轄權由基層法院行使，在實踐中上述管轄規則產生了一定的沖突和矛盾，不利于提高案件審理效率，其專業審判程度也難以得到保障。正是出于這種考慮，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從２００７年年初開始，就開始探索實行符合本區域實踐的知識產權“三審合一”機制。③一般情況下，民事法官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方面的經驗和能力要高于行政和刑事法官，這與民事案件的審級較高且案件較多有很大的關系。于是，西安中院在審判體制改革過程中，突破享有行政和刑事訴訟管轄規則，將上述兩類案件的審級提高到中級人民法院層面，此舉可以充分發揮中級人民法院較強的審判實力，提升知識產權行政和刑事案件審理質量。對于提級到中級人民法院的行政和刑事案件，雖然仍歸屬于行政庭和刑事庭，但是在審理知識產權行政和刑事案件的時候，需要吸收民事庭審判人員組成合議庭，共同參與案件審理，如此一來，可以充分發揮民事法官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長，避免不同審判庭對同一違法事實出現認識上的差異，維護司法公信力。西安中院在開展知識產權“三審合一”試點以來，積極采取措施協調試點過程中涉及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等多部門協作問題，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④可以看出，“西安模式”是建立在現有審判組織基礎之上的“三審合一”，并未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集中審理三類知識產權案件，雖然對于提高知識產權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審理水平有益，但是距離真正意義上的“三審合一”還有一定差距，在積累一定經驗的基礎上尚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三、重慶模式
與前述兩種模式不同，重慶法院在開展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之初，就在兩級法院同時開展“三審合一”改革試點。“重慶模式”由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審理全部知識產權案件，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指導，可以說是兩級人民法院共同推進改革。①客觀評價，“重慶模式”構建了一種較為理想的知識產權審判模式，如果僅在基層法院開展“三審合一”改革試點，當案件上訴至中級人民法院時，中級人民法院仍依據原有審判體制由不同審判庭分別審理上訴案件，最終改革勢必又回到原點，因此在兩級法院同時開展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機制更具有現實意義。
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是重慶市第一個具有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的基層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文件②，渝中區人民法院有權審理發生在所轄區內除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糾紛案件之外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為貫徹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根據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結合重慶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實際，重慶市高級法院發布《關于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審理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試點工作的實施方案》，提出建立健全“三級聯動、三審合一、三位一體”的知識產權審判模式。根據這一實施方案，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審理轄區內知識產權民事③、刑事和行政案件；對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做出的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裁判不服而提出的上訴案件，統一由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審理；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指導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審判工作。在積累了一定實踐經驗之后，２０１４年２月，重慶兩江新區知識產權“三審合一”法庭掛牌成立，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底，法庭獲準受理部分專利案件，成為中西部地區唯一可以審理部分專利糾紛的基層法庭。法庭實行跨行政區域管轄，除受理渝北區轄區內的知識產權案件外，還受理江北區、北碚區轄區內的知識產權案件。④成立不到一年時間，兩江新區知識產權庭審理的案件接近重慶法院２０１４年全年審理案件的一半⑤，訴訟效率顯著提高。
除了就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體制改革進行大膽嘗試之外，重慶法院在破解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部門協作相對欠缺等方面同樣進行了積極探索，實踐效果良好。２０１５年３月，重慶高院出臺《關于設立知識產權審判技術咨詢專家的意見》及《關于知識產權審判專家輔助人參與訴訟活動的意見》，明確規定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可以吸收專業技術人員參與法庭審理，可以就案件涉及的關鍵技術問題提出專業意見，以提高法庭針對專業技術性案件的自主判斷能力。２０１４年８月７日，重慶五中院與市知識產權局簽訂了《專利糾紛訴調對接機制協議》，充分整合知識產權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對于有效化解知識產權糾紛提供了新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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