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6日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供給側的風景”分會場，爆發了一場關于中國經濟學和華為公司為何能成功的爭論。

這場爭論是在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和中國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間展開的。

爭論由來自清華的李稻葵發起，談及中國供給側生產能力時，他表示中國在工程領域工業品生產方面強一點，高端消費品生產方面弱一點。他用汽車行業舉例，中國產客車在國際上競爭力強一些，轎車就差一些。他還表示，主要差距不完全是工程方面的，也有市場營銷方面的影響，“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同樣的馬桶蓋，大家要到日本去買，在杭州就沒人買。”

李稻葵稱，中國的工程能力、技術能力相對而言是比較強的，所以工程機械很牛、造橋很牛、高鐵很牛。但是馬桶蓋弄不來，主要是品牌經營還不夠，這個東西需要時間，再過五、六年，不出十年，中國會有一批消費品的品牌殺出來的。

李稻葵稱，中國在一個極其敏感的行業世界第一，那就是通訊行業中的華為。李稻葵認為其原因在于，中國的大學培養經濟學家的能力遠遠不如培養工程師的能力，“中國一年可以培養120萬工程師，又便宜又能干活，一畢業就能給華為干活了。”李稻葵似乎隱約間將北大與清華歷來對于理論與工程孰優的爭論引入了這場討論。

來自北大的林毅夫教授馬上回應了李稻葵的觀點，他坦言現在中國經濟學家確實在國際上影響力不高，但他相信世界經濟學中心一向是隨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的。他堅信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輩出的世紀。“18世紀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戰后至今，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因為一戰前英國一直是世界經濟中心，一戰后，世界經濟中心則逐漸轉移到了美國。”林毅夫說，“如果說中國經濟能夠維持現在的穩定新常態的百分之六點多的增長，我相信到2030年，中國經濟會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世界經濟的主要中心會轉移到中國來，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會轉移到中國來。所以我們自己要有信心，現在做好準備，到那時候抓住這個機遇，我相信中國經濟學理論的貢獻也可以像現在中國的空調、手機在工業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龍永圖補充了自己的看法，“你這個雄心壯志非常好，但是我想潑點兒冷水。到2030年或者以后中國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是中國未必能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因為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不是個量的問題，更多是質的問題。所以如果中國不繼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如果是一個體量很大的計劃經濟的體制的話，它出不了經濟學家的，在這種體制之下，中國的所謂經濟學家只不過是一些解讀計劃經濟的一些政策的教授或專家，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幾位嘉賓接下來又針對華為為什么能夠成功展開了討論。

林毅夫認為，華為成功的原因在于產業政策下將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的公平環境。“華為成功背后還是有產業政策的影子。因為當時我們對進口的程控計算機有相當高的關稅，這讓我們在國內開始起步的這些進口一些簡單的中間部件在國內組裝的企業有可能有足夠的利潤空間，并且當時我們鼓勵在二、三線城市多用國內自己的產品。當然我想很重要的一個成功因素是當時沒有排斥民營企業，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只要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可以，那你就可以在二線、三線城市里被接受。”林毅夫說，“它是在一定的產業政策之下創造一個公平進入的環境，然后有企業家精神，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就能夠發展起來。”

龍永圖則表示，他曾經問過華為的領導人，華為為什么能夠成功？“他說當時國內不給我們生意，當時國內生產電信設備的公司都是國有的，所以當時的中國電信、中國移動都是買國有設備供應商的。所以華為沒有辦法，他說我們逼得最后只有走出去。所以華為開始在非洲、亞洲，后來又到歐洲去打開自己的市場。華為整個開始的發展階段，基本上是在國外的大市場拼搏中搞出來的，所以他們那一批人的狼性精神、拼搏精神、創新精神，都是在國外的市場環境當中形成的。因為他們成功了，所以他們回來了，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很成功了，這個時候我們國內的一些大的電信運營商也開始采購他們的設備了，這樣使他們如虎添翼，但是他們開始的時候，他們是在一種全球非常殘酷的市場競爭當中進行的，他們當時和思科、愛立信的競爭是非常殘酷的。所以怎么樣在國內培養一個更好的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龍永圖又表達了他對產業政策的看法，產業政策的實施要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不然這種產業政策是不會產生真正的最有競爭能力企業的。

林毅夫表示同意龍永圖關于產業政策的上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