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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侵權通知時應一并提供權利人身份證明、聯系方式等信息

【案例要旨】

在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依據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向電商平臺發送侵權通知時，應一并提供權利人身份證明、聯系方式等信息，以便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及時評估投訴內容構成侵權的可能性。若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未能提供上述信息，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可與投訴人取得聯系，要求其提供。

【案情簡介】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浙江瑞崎營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崎公司）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申請注冊“Ｍｅｏ”商標，指定使用在第３類美容面膜、化妝品、袪斑霜、化妝棉等商品上。經審查，該商標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被核準注冊，商標號為１１１２４８９７，商標專用權期限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６日止。經使用，該商標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瑞崎公司發現在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淘寶公司”）運營的“淘寶網”上存在一家名為“云朵佳人臺灣代購店” 的店鋪，該店鋪由被告周云云開辦，且涉嫌銷售侵害第１１１２４８９７號“Ｍｅｏ”商標專用權的商品。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２日，浙江英普律師事務所向淘寶公司寄送律師函，稱該所受瑞崎公司委托，并指派裘紅萍律師，就淘寶網上店鋪名為“云朵佳人臺灣代購店”的賣家銷售侵犯瑞崎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事宜致函。該律師函標注了注冊商標、涉案侵權商品及鏈接情況等。同時，要求淘寶公司在收到該函件之日起五日內刪除涉案侵權商品鏈接，并以紙質件和電子版形式提供賣家信息。但是，該律師函未附瑞崎公司主體資料，以及其與浙江英普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證明等材料。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團隊劉洋向浙江英普律師事務所裘紅萍律師回函，稱其已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日收悉該律師函，并告知其愿意積極與權利人開展合作，對用戶上傳網站的侵權信息進行清理。并告知“根據貴方提供的現有資料我們暫無法判斷侵權成立，貴方可進一步提供貴委托方身份證明、貴委托方與貴方的委托關系存續證明、判斷侵權成立的初步證明材料，重新發起投訴?！蓖瑫r，告知其可使用淘寶網站上的知識產權保護系統在線提交投訴。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瑞崎公司針對上述侵權行為向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提起商標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一、被告周云云、淘寶公司停止侵權，具體為判令被告周云云停止銷售侵犯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判令被告淘寶公司斷開、刪除侵權商品鏈接；二、被告周云云賠償原告經濟損失３０萬元，被告淘寶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三、被告周云云、淘寶公司承擔原告為維權支出的合理費用３萬元。

【訴辯意見】

原告瑞崎公司訴稱：被告周云云未經原告許可，擅自在網絡平臺上銷售帶有原告“Ｍｅｏ”商標的化妝品，侵犯了原告的商標專用權，侵占了原告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市場份額，依法應承擔侵權責任。被告淘寶公司作為“淘寶網”的經營者，為被告周云云的侵權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造成網絡上侵權產品盛行，極大損害了原告的利益，在收到原告律師函后，又未采取刪除侵權商品鏈接等必要措施，造成損失擴大，因此，被告淘寶公司對被告周云云的侵權行為應承擔連帶責任。

被告周云云辯稱：涉案店鋪實際控制人為王晴，涉案網店的交易全部是在我國臺灣地區發生，貨物也是由我國臺灣地區直接郵遞，被告周云云沒有參與具體經營活動，且涉案店鋪總銷售金額較少，其法律后果輕微。代購并不侵犯原告的商標權專用權，即便是可能涉嫌侵犯商標專用權，但周云云的行為并非職業性的故意行為，并非以侵犯商標權的行為來獲取不當得利。

被告淘寶公司辯稱：一、淘寶公司僅是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的服務提供商，未參與實施任何侵權行為。二、即使被告周云云存在侵權行為，淘寶公司本身對于侵權行為的發生不存在任何主觀過錯。淘寶公司在權利人發起投訴或起訴前，并不知曉侵權信息的存在，對侵權行為的發生不存在主觀過錯。同時，雖淘寶公司曾收到過原告證據中提交的律師函，但淘寶公司作出處理的前提是收到“有效通知”，而該律師函并不能構成“有效通知”。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中所涉及的“通知”應當包括權利人身份情況、權屬憑證、證明侵權事實的初步證據以及指向明確的被訴侵權人網絡地址等材料，只有符合上述要件，才構成“有效通知”。上述律師函中發函方未提供委托人身份證明、委托關系證明及侵權初步證據，因此，不能視為“有效通知”。三、淘寶公司在事前已盡到注意義務，在事后已采取制止侵權的必要措施。淘寶公司在收到應訴材料后，已經及時檢查涉案商品，對涉案商品進行了刪除、屏蔽鏈接的處理，盡到了事后注意義務。四、目前從法律上，沒有要求第三方交易平臺對所有上架商品做上架前的知識產權相關審核。

【法院審理】

瑞崎公司系第１１１２４８９７號“Ｍｅｏ”注冊商標專用權人，該商標狀態穩定，其商標專用權應受法律保護。瑞崎公司主張周云云通過其開設的淘寶店鋪代購侵犯其商標權的商品的行為侵犯了原告涉案商標專用權。周云云辯稱其商品具有正規合法的來源，最終來源于“Ｍｅｏ”商標權利人，商品本身并未侵犯原告商標權，且代購服務并不違反商標法的規定，其并未實施侵犯原告商標權的行為。因此，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周云云通過淘寶網預先發布帶有涉案標識的代購產品信息，并代購帶有涉案標識的產品的行為是否侵犯原告的涉案商標專用權。

本案中，原告公證購買的涉案三款商品均帶有橙色“Ｍｅｏ”標識，該些標識明顯起到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屬于商標使用行為，且與涉案商標完全相同。原告主張侵權的涉案店鋪提供代購的“Ｍｅｏ”系列其他１３款產品上，在商品頁面中也顯示實物上帶有突出醒目的“Ｍｅｏ”標識，與涉案商標完全相同。而涉案商標核定使用商品包括化妝品，與被控侵權商品屬于相同商品。原告確認涉案“Ｍｅｏ”系列商品均非其生產或授權生產。被告周云云辯稱涉案商品最終來源于我國臺灣地區的麗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系我國臺灣地區“Ｍｅｏ”商標的商標權人，且其提供的系代購服務，故未侵犯原告商標權。

法院據此認為，首先，周云云并未提供有效證據證明麗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我國臺灣地區“Ｍｅｏ”商標的權利人，即便該公司確系我國臺灣地區“Ｍｅｏ”商標的商標權人，周云云亦未提供有效證據證明涉案商品來源于該公司，涉案商品包裝上亦未體現與麗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有關的任何信息。

其次，原告否認瑞崎公司與麗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關聯公司，僅憑瑞崎公司與麗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系同一法定代表人，以及涉案商品上標注的制造商Ｓａｇｅ公司系瑞崎公司的原材料供應商，并不足以說明涉案商品所使用的商標與涉案商標為同一權利人。

最后，知識產權具有地域屬性，即便涉案商品在我國臺灣地區可能屬于合法商品，但其自我國臺灣地區進入中國大陸境內，即應當遵守境內法律，不得侵犯境內商標權人的權利，否則在跨境網絡代購興起的背景下，專業代購者將以此規避通常商品進口所應經過的必要審查，從而對境內知識產權權利人造成沖擊。故涉案商品進入境內即屬于未經原告許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標且易造成混淆的侵權商品。雖然按照淘寶網規則，周云云實施的系代購行為，但是周云云并非單純的根據下單人的任意指示完成代購行為，而是先發布可提供代購的我國臺灣地區商品信息，下單人根據其發布的信息進行下單確認。由此表明，周云云系專門從事跨境代購業務的代購者，其在通過跨境代購經營行為獲取利益的同時，也有義務審查其預先提供的境外代購商品是否可能侵犯境內權利人的權利。

本案中，被告周云云在其店鋪的代購商品分類下專門羅列了“臺灣ｍｅｏ米奧”一項，說明其對“Ｍｅｏ”品牌有一定了解。涉案商品與涉案商標核定的商品屬于相同商品，周云云作為專業從事該類商品代購的代購者理應知曉我國大陸境內該類商品上存在的“Ｍｅｏ”商標，其仍然通過淘寶網展示涉案商品信息并實施代購行為，使得普通消費者極易對產品來源產生混淆，從而損害了原告的權利。因此，周云云通過淘寶網展示涉案代購商品信息并實施代購涉案產品的行為，屬于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七項所規定的侵犯原告涉案商標專用權的行為，應承擔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故對周云云關于未侵犯原告商標權的抗辯，法院不予采納。周云云辯稱涉案店鋪非其實際經營，但并未提供有效證據加以證明，即便屬實，在庭審中，其已自認對利用其身份信息注冊涉案店鋪的事實系知情，淘寶公司亦確認涉案店鋪由其注冊經營，故周云云理應對涉案店鋪的侵權行為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周云云的該項抗辯，理由不成立，法院亦不予采納。

關于賠償損失的數額，瑞崎公司主張適用法定賠償，法院將綜合考慮涉案商標的知名度、被告侵權行為的性質、主觀過錯程度、瑞崎公司為制止侵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等因素確定賠償數額。

瑞崎公司同時主張淘寶公司怠于刪除侵權鏈接，構成幫助侵權。法院認為，原告通過律師函方式向淘寶公司投訴侵權商品信息時，未提交瑞崎公司主體資料以及其與浙江英普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證明材料，故未構成有效通知，淘寶公司復函要求其補正投訴材料并重新投訴并無不妥。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９日涉案侵權商品雖仍未下架，但原告并未提供證據證明其在該日前已補正了相關材料并重新向淘寶公司投訴。且淘寶公司已向原告披露了賣家有效身份信息，庭審時經查驗涉案商品鏈接也已不存在，原告并未舉證證明淘寶公司存在明知或應知侵權行為存在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形，淘寶公司已盡到作為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的義務，故關于原告要求淘寶公司承擔幫助侵權責任的主張，法院不予支持。

綜上，法院最終依法判令：一、被告周云云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瑞崎公司經濟損失（含合理費用）３５０００元；二、駁回原告瑞崎公司其他的訴訟請求。

【案例評析】

本案中，原告瑞崎公司主張其在立案之前曾委托律師向被告淘寶公司發送過一份《律師函》，要求淘寶公司采取屏蔽、斷開鏈接等有效措施，以便及時制止侵權。然而，被告淘寶公司接到該通知后并未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亦未制止涉案侵權行為。被告淘寶公司對此辯稱：上述《律師函》因未附“主體資料”“委托代理關系證明材料”，故不構成“有效通知”。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發現電商平臺存在涉嫌侵害其商標權、專利權等侵權行為的，有權向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發送“侵權通知”，電商平臺收到該“侵權通知”后，應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侵權行為持續，否則，應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平臺內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然而，針對上述“侵權通知”的具體格式、內容及其證明材料等，侵權責任法并未作進一步的明確規定。相比之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則規定得更為詳細，根據該條例第十四條，在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所發送的侵權通知中，應包括“（一）權利人的姓名（名稱）、聯系方式和地址；（二）要求刪除或者斷開鏈接的侵權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名稱和網絡地址；（三）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明材料”。

通過上述規定可知，現行規范性文件未對上述侵權通知的構成要件做較為詳細的規定，同時，針對未附“主體資料”、“委托代理關系證明材料”的《律師函》，能否構成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有效通知”，亦缺乏明確法律依據，因此只能從法理層面進行分析。

在投訴人向電商平臺發送“侵權通知”時，之所以要求投訴人一并提供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的“主體資料”，主要是便于電商平臺評估投訴內容構成侵權的可能性。根據侵權責任法中設置的“通知—刪除”規則，僅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有權向電商平臺發送“侵權通知”，因此，若投訴人拒不提供權利人的主體信息、聯系方式等資料，電商平臺顯然無法評估投訴人是否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更無法判斷投訴人是否有權發送該“侵權通知”。同時，若電商平臺對投訴人的身份一概不予審查，勢必會出現大量惡意投訴行為，這對保護電商平臺利益固然不利，進而不利于電子商務的健康發展。

一般而言，若投訴人在發送“侵權通知”時未提供上述證明材料，電商平臺經營者會主動與投訴人取得聯系。本案中，被告淘寶公司發現投訴人未提供上述證明材料后，即主動與投訴人取得了聯系，要求其補充提供。

另外，針對律師接受當事人委托向電子商務平臺發送《律師函》，是否應提供“委托代理關系證明材料”一節，本書認為，按照律師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律師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應與律師所在律師事務所簽訂書面委托代理合同，否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一般而言，因律師服務為有償服務，且基于規避執業風險的角度，因此律師接受當事人委托后，通常會按照律師法的規定簽訂委托代理合同。同時，由于委托代理合同均會涉及律師費、維權計劃等隱私內容，未經當事人明確授權，律師無權擅自向第三方公開。更為重要的是，律師即使向電商平臺經營者提供該委托代理合同，一般也無助于電商平臺經營者進行侵權可能性評估，因此，在現行法律法規缺乏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將缺少“委托代理關系證明材料”的侵權通知定性為“無效通知”，似有待商榷。

標簽：曲靖朝陽崇左開封青島滄州玉溪宿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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