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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外包，哪里到岸？

　　4月20日，大連瑞士酒店專家七層會議廳，大連旅順南路軟件產業帶發展規劃評審會正在舉行，會場氣氛很熱烈。30多名來自國內外知名軟件企業和科研院校的專家圍坐在會議室，爭著要話筒針對羅蘭?貝格的分析報告提出問題或疑問。最后專家一致認為該報告的結論與目前大連及整個國內IT外包市場的狀況相符。　　據了解，大連市政府為此項戰略咨詢，花費上千萬元人民幣。大連政府為什么肯買單，請“洋顧問”出謀劃策？送上門的生意　　盡管發展離岸外包業務使歐美等國家的一些IT從業者丟掉了飯碗，遭到了政府和一些組織、個人的反對，但企業是追逐利潤的，向生產成本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外包業務仍舊呈增長趨勢。2002年Gartner的一份調查顯示只有1％的美國企業愿意將業務外包給其他國家，2003年這個數字變為19％，到了2004年，愿意離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的公司已經增加到50％。　　根據羅蘭貝格公司的調研報告顯示，出于成本的考慮，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將軟件和信息服務外包給發展中國家，而外包供應商的成本優勢在今后10年到20年的時間里都將存在。　　這種產業遷移已經為大連的發展帶來的“出乎預料”的機會。4月22日，在記者在大連采訪期間，正趕上SAP大連公司正式成立，SAP亞太地區副總裁保羅專程到大連。據了解這家公司目前主要業務是為SAP的日本客戶提供支持服務。就在此前后，惠普與東軟簽訂了關于外包方面的合作協議，惠普將在東軟軟件園內建立外包中心；在經過戴爾大連公司門前，記者注意到有“歡迎戴爾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凱文?羅林斯”的英文條幅，據了解，羅林斯借參加戴爾在上海的中國設計中心、上海銷售及企業支持中心和全球采購中心正式遷入新址之機，專程抵調到大連公司訪問。　　近一兩年的時間內， GE、埃森哲、IBM、松下、NEC、富士通、等跨國公司紛紛在大連建立了的面向日本市場和東北亞的軟件開發中心和BPO（業務流程外包）中心。他們中有的將本公司的業務放到中國來做，更有一些將自己客戶項目拿到中國來做。　　因為這些跨國企業入駐及由于他們的進入帶來的聚集效應，目前大連軟件園的一期園區已經供不應求。去年大連市規劃大連軟件園二期，把大連旅順南路規劃為軟件產業帶，并定位于國際重要的軟件及IT外包中心。機遇當前，大連政府高度重視。　　除了大連以外，很多城市已經看到了這種機遇。目前中國國內以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城市為中心已經形成了幾個主要的區域外包集散地。羅蘭?貝格報告提到，其中北京、上海以日本業務為主，正逐步轉向歐美市場，很多國內知名的大型企業都集中在這兩個地區。深圳的特點是主要針對東南亞和港澳地區，以呼叫中心為主要業務，值得一提的是金蝶公司計劃在深圳建立3000人的工廠，瞄準歐美市場。西安和大連兩個地區則以對日業務為主，西安的外包以軟件為重點，而大連則將目光放在了業務外包市場。　　根據羅蘭貝格公司的分析，中國的外包業務雖然起步于90年代中后期，晚于愛爾蘭、印度等國，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中國當成戰略重點，中國的外包業務將處于一個快速的成長期。盡管中國外包的綜合實力相對遜于印度及愛爾蘭。但大量低成本的具備基礎技術和語言的人才，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電信服務，這些是中國明顯的優勢。　　在中國的外包項目中，相對比較成熟的是對日外包，而且對日外包顯然還有巨大的潛力。Gartner的分析師永綱浩二分析了中日外包項目的發展過程：第一個階段，日本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將Coding的工作外包給中方；第二個階段，日本企業將軟件知識傳授給中國的供應商，中國的供應商引進日方的管理，進行軟件開發；第三個階段，日方加強方案管理，進行協調工作，中方已經了解日本用戶的需求，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開發；第四個階段也就是最后的目標，日本用戶完全將業務外包給中國的供應商。永綱浩二認為中國的企業大多數處于第二、三階段。但是，日本的用戶已經不滿足于一般的降低成本，他們希望中國的供應商提供更多的外包服務。　　傳統的觀點認為日本客戶不會將高端的項目外包給中國的企業。羅蘭?貝格亞洲總裁Eugen von Keller博士卻不認同。他分析了日本目前很多BPO中心都集中在沖繩島的情況，沖繩島目前在日本基礎設施建設好，人員成本低，但是隨著當地的成本不斷增加，“就像美國把信息服務業轉到印度去一樣，那么日本同樣也有（轉到中國）這方面的需求。” 　　美國的企業以往更多地將業務外包給印度的公司，但是近期他們開始更多關注中國。以通用電器公司為例，前通用總裁韋爾奇曾經將大量的資金投向印度，到了2003年，出于成本和安全因素的考慮，GE正在把它的研發中心向中國轉移，最近GE在上海全球技術中心。　　惠普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舒奇這樣解釋向中國轉移的原因：“首先，我們不愿意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其次，印度這個國家的安全和穩定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在印度，除了班加羅爾，其他的地區還很不穩定。” 　　顯然，向中國轉移的傾向已經引起了研究機會的關注。很多研究機構都把中國列為一個新興的外包市場。　　“雞蛋在往中國這個籃子里放”，等于是送上門來的生意——這對中國來說是又一次歷史性的發展機會。然而，我們的“籃子”是否準備好？“籃子”是否足夠大？人才瓶頸　　“跨國公司到大連來，一開始，我可以對他們說大連有很多的人才，我打保票給他們說：‘我們可以給你招聘人才。’但近期卻遇到了人才難題，我們人才培養和吸引的速度，趕不上大公司到大連投資的速度。” 大連市市長夏德仁今年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建設大連國家軟件出口基地”新聞發布會上感慨道。　　記者大連采訪時聽到這樣的說法：IBM曾考慮在大連建立一個坐席數在2500人規模的呼叫中心，問到大連市能否保證提供這么多外語人才時，夏德仁市長就沒敢打保票。今年4月，IBM宣布將收購擁有9000名員工的印度本土專業從事BPO業務的呼叫中心Daksh e-Services。　　這兩件事前后不一定有必然聯系。但可以肯定的是，IBM在亞洲建立BPO服務中心，不會不考慮到中國。然而在中國幾乎沒有符合ibm收購的有規模的呼叫中心或專門從事BPO業務的企業。而且，由于人才的短缺，在中國快速建立起規模很大的呼叫中心很困難。　　跨國公司的外包業務轉移不僅給到岸地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因為需要將更多的工作轉包給周邊的合作伙伴，給所在地的IT企業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但這一波IT遷移來得如此迅速，對人才的要求也一時激增，引發了激烈的人才爭奪。　　“沒有想到這個產業發展這么快，盡管我們早兩年做準備，但人才的供求矛盾還是明顯暴露出來。” 大連軟件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鄭時雨說。　　這些跨國公司的進入，讓本來過著“平靜日子”的華信這樣有實力的大連本土企業感受到了危機。“跨國公司進入從整個大連老說是好事，但對我們有很大的沖擊，大連引進虎狼，而我們是羊，”一貫低調的大連華信公司總經理劉軍談到人才短缺問題時很憂慮。他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獵頭公司挖他手下的擔心。另一家對日出口業務的大連永佳公司董事長李世英也對記者記者抱怨道，他們“有一個日語非常好的課長被人給拉去了，他走以后，把他的部下拉走了三四個，全部拉走了。” 　　同時，人才的不足，讓進駐在大連的跨國公司業務發展也遇到了難題。去年4月份成立時埃森哲大連信息中心有員工50人左右，目前已經擴展到300人。埃森哲大連信息中心總經理王啟維介紹，在公司剛進駐大連的時候，管理層人員主要從本地招聘，而目前轉而從外引進。目前公司管理層80％～90％的人員都要從外地引進。但這樣做一方面因為本地人才由于缺乏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本地人才競爭的壓力太大，從本地招聘的難度也很大。　　實際上，從事外包業務的人才缺乏現象不僅大連存在，已經成為整個中國都面臨的共同難題。針對歐美軟件開發向亞洲轉移的需求，惠普在2002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軟件中心。這個中心成立后，就面臨人才這個最棘手的問題。據中國惠普副總裁舒奇介紹，中心很難招到高級軟件人才，尤其是有經驗的PM（項目管理）人才。最后不得不從印度調動幾十名PM來幫助這個中心發展。　　在大連的松下通信董事總經理田中哲治告訴記者，公司剛剛進入中國時，主要招聘畢業的大學生，其中優秀的還要送到日本進修。隨著業務的迅速增長，田中明顯感到人才的吃緊。為此，一方面，田中開始在中國的其他地區為大連的松下通信物色人才，另一方面，田中已經開始轉頭回日本尋找愿意來中國工作的高級軟件管理人才。　　靠獵頭公司挖來挖去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只有加強對人才的培訓才能緩解這場危機。根據大連市計委主任曲曉飛介紹，大連已經建立了以民營資本為主的三個軟件學院，可以講從建設到運營都是參照現代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進行的：東軟信息學院，大連理工大學位于開發區的軟件學區，再加上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合作的軟件學院。關于日語人才的培訓大的項目已經簽約，馬上就要落實。曲曉飛說，“我不怕人才缺。人才缺，我的培訓產業才能夠快速發展起來。”的確，很多民辦培訓機構也看好了IT教育這塊市場。在出國考試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新東方學校從2002年開始嘗試舉辦IT教育。　　然而，人才的培訓不是就能立竿見影解決問題的。中關村軟件園高級顧問陳舉認為，基礎的藍領和精通管理的白領是不同的，因此，對于這兩類人才的培養也要遵循不同的方法。培養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熟悉工作，一般要經過3～6個月的過程。因為盡管初級人才的培訓只要幾個月的時間，但是高級項目管理人員的培訓就無法速成了。Gartner分析師永綱浩二認為，將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培養成既懂外語又精通業務的程序員一般需要5年的時間。　　一方面是企業需要的人找不到，一方面是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這是目前我國IT人才就業市場存在的尷尬現實。劉積仁認為這種局面的存在是教育跟市場不配批造成的，他認為，人才問題再過五年可能會改變。“五年之后學校計算機專業擴招，還有軟件學院各種培訓機構，人才不斷出來。這些人最大的不同，是英文能力會遠遠強過我們這些人。”劉積仁承認，這在這段時間里對我們是一個損失。　　“他們把業務轉到中國來，就是沖著人力成本低，但如果找不著合適的人，他們要會轉移，這是市場法則。”有一位跨國企業負責人說。這位不想透露姓名的跨國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原想把歐美的業務放到中國來，但是因為人才很難找，他們考慮繼續往印度發包。　　“送上門的生意”如果我們無力抓住，等于把機會推給了別人。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實際上，由于市場發展的預見不夠，從人才等方面的準備不足，面對這波全球外包浪潮，很多地方在嘗到“甜頭”的同時，問題已經凸現出來。一個不可避免的“陣痛期”就要到來？跨國博弈　　“印度提出了新的口號，中國是制造業的工廠，印度則要成為后臺辦公室。”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南亞研究所主任王德華在5月份博鰲亞洲論壇的對話特別節目中特別強調了中印的差異性。　　一位業界專家認為，90年代初的那波以軟件外包為特征的外包浪潮中，我們曾有與印度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機會，但我們被甩在了后面。劉積仁認為原因在于，那時我們自己的軟件產業才剛剛起步，而且那時中國還剛剛開始融入全球經濟社會，國外企業對中國企業還沒有建立起信賴感。　　據介紹，BPO包括人力資源、采購、財會、客戶關心、后勤、研發、營銷和銷售、工廠運作、培訓，這些大類還可以進一步的細分。不僅IT行業需要BPO，而且BPO的每項業務都離不開IT業務的支持，產生IT外包機會。　　劉積仁向記者透露，印度外包中，純粹軟件外包項目僅占20%，其他的外包是和軟件沒有關系的，如呼叫中心。然而，在印度開始瞄準了BPO的時候，中國企業津津樂道的是“軟件出口”或“軟件外包”，現在不談“軟件外包”的軟件企業似乎已經落伍。然而，很少有人看到軟件外包以外的機會。記者在和問一些BPO問題時，很些人顯得很茫然，了解很少。　　這種情況恰恰與我國在全球外包產業版圖中分布有直接關系。據羅蘭?貝格分析，目前中國的外包業務主要集在相對低端的數據處理和軟件外包，而印度外包的區域特點是呼叫中心、軟件開發、工程及設計以及后臺運作和數據輸入。和印度有同樣豐富外包經驗的地區是愛爾蘭，目前是歐洲的外包中心。　　羅蘭貝格認為，目前中國IT外包還處于起步階段，在業務方面具有勞動密集、技術含量低、語言要求不高、起始階段項目小等特點。由于對中國外包缺乏足夠的了解，很多跨國公司的外包都是以試驗性的小項目開始，在取得成功后再擴大規模。如GE大連等都是以小項目開始。一般的軟件開發項目只需3-5人，在3-6個月內完成。　　盡管日本軟件外包對中國企業青睞有加，而實際上中國企業所能獲得的訂單與總量難成正比。華信總經理劉軍的估計則是：“2003年日本外包市場總量為60萬人次，可以發到中國的包為30萬人次，但實際上中國對日外包的人數總量尚不足3萬人次。”相比對日軟件外包這個大蛋糕，我們的消化能力太小。　　而且，有一種苗頭特別值得注意：印度正在取道中國窺視日本市場。據Infosys（上海）軟件開發中心的一位負責人表示，成立上海中心的目的在于也為了增加公司進入日本以及韓國的機會。 “我們要通過中國分公司發展日本客戶”。印度第三大軟件開發商薩帝揚公司的負責人更是絲毫沒有掩飾自己的意圖。　　　印度軟件企業在規模、國際化和成熟度方面比中國企業有優勢。2002年剛剛進駐上海浦東軟件園不久的印度薩帝揚電腦服務有限公司拿下了中興、華為兩公司的大型軟件外包項目。大連永佳總經理李世英承認，中興、華為這樣的專業訂單還遠遠不是國內供應商能夠承接的。一方面中國的企業謀求突破歐美市場，另一方面印度公司也在瞄準日本市場。未來中國和印度的外包企業的交鋒機會會越來越多。在中國的高級人才告馨之時，印度再度發力。　　在歐美的軟件外包市場，印度軟件公司一統天下。但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情況剛好相反，中國力量遠勝印度。中國企業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文化的理解上，都與日本有著比較大的相似性。這導致日本企業更愿意將包發給中國。但如果印度公司憑借自己的實力到中國投資，利用中國員工拓展對日業務，會不會考慮和這樣印度的企業合作？田中哲治給記者的回答是：“我會考慮。”中國企業怎樣保守自己的優勢領地？　　離岸外包的機會主要是全球性的，可以看到的是，越南、菲律賓、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家都在參與這一波外包遷移的博弈，每一個國家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在外包產業鏈中的位置和機會。　　在全球產業地圖中的地位決定了這個地區內企業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在全球的IT產業鏈中，我們處于 “別人吃肉，我們喝湯”的現實處境。由于核心技術掌握在發達國家企業手里，我們企業基本處于IT產業鏈的下游。而在這波以后臺服務業為牽引的全球外包浪潮中，和中國較量的基本是發展中國家。競爭結果必然是各有所分工，中國在分工中將處于產怎樣的位置？如何不再“吃剩飯”？　　“目前對日和對美外包，很多中國企業只是接到一些被轉包了二手、三手，甚至更多手的包。” 中關村軟件園高級顧問陳舉說。他認為，這使中國企業在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軟件外包，尤其是對日軟件外包市場的“井噴式”發展，讓我國企業欣喜若狂。然而，面對龐大的市場商機，我國企業卻始終停留在軟件外包這條產業鏈的最底層。　　“（中國企業）高端做不了不是市場問題，是能力問題。”長期拼打在軟件外包市場上的華信總經理劉軍如此評價。　　4月底，Gartner向北京的軟件企業介紹BPO市場機會。會議間隙和結束的時候，演講人被參會的廠商團團包圍。“我們如何做BPO？”“怎樣進入這個市場？”“需要什么條件？”人們的問題像連珠炮一樣，目光之中也充滿了渴望。　　顯然，很多企業看到外包市場的機會，但不清楚拓展市場的渠道。　　Gartner專家介紹了4種日本企業外包的方式：日本用戶通過SI外包給中國企業；日本企業通過SI包給中國大型企業再轉包給其他企業；日本的用戶直接在中國設立獨資公司，將項目交給中國企業；中國企業前往日本設立分公司，接到用戶的項目后回國開發。新興的公司進入日本市場由于沒有一定的信任，想介入上述四種方式的任何一種都很困難。永綱浩二提供了兩個辦法：一是同已經和日本客戶建立了伙伴關系的中國公司合作，逐步了解日本客戶的需求；還有就是同日本用戶駐中國的辦事處取得聯系，開始合作項目。　　實際上，在尋找拓展市場的渠道方面，一些成功企業已經進行了成功的探索。 “把自己的業務完全委托給其他的公司，沒有信任是不可想象的。”如東軟最早是靠于日本阿爾派的合作切入軟件外包市場，大連華新和海輝最初切入外包業務，也是源于與日本大企業的合作，在客戶中建立了信任的基礎，為后期拓展業務打開了入口。　　目前海輝、華信和神州數碼已經被GE授權做為其在中國的全球開發中心（GEGDC）；金蝶國際最近也和美國的E5公司合作，成為E5在中國的軟件外包商之一；據記者了解，浪潮集團正在展開同全球第三大IT服務商EDS的合作，共同開拓全球外包市場。在拓展市場的渠道方面，無論是日本市場，還是美國市場都是有共性之處的。　　Gartner專家在提到國際合作時還強調了這樣的觀點：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不僅是看中了當地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還看好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在全球外包的風潮涌起之時，中國的雙重身份給我們提供了更好的機會。以國內的市場交換國際市場，中國的企業可以在合作中不斷提高自身的外包水平，并且逐步走向國際市場。　　中國企業規模小、實力弱也是“吃剩飯”的原因之一，規模小的企業根本接不了大單子。據記者了解，對于希望承接歐美軟件外包大單子的企業而言，500人的規模絕對是一道門檻。不滿足這一點，對美國企業是沒有足夠吸引力的。而實際上，中國企業能超過500人規模的并不多。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有數百家從事軟件外包的軟件企業，但規模大多在數十人至數百人之間，最多也不超過兩千人，這與印度和美國軟件企業動輒幾萬人的規模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因此，我國企業很難能夠進入系統設計等業務，更別說承接包括框架設計在內的整包業務了。 “印度萬人以上軟件企業可以將1/3的員工派到美國。但中國企業別說派500人去美國，就是派50人去美國也很難做到。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接歐美的包？” 在劉軍看來，印度企業在這方面的優勢相當明顯。　　歐美企業更喜歡將整個項目外包，我國小企業根本接不了手；客戶經常把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呼叫中心等專業性很強的內容外包出去，很多企業缺乏自己擅長的領域。而且，中國目前缺乏有一定規模的大型IT服務企業，這也成為制約中國接受大型項目的瓶頸。　　“從外包來看，真正制約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項目管理的能力。” 羅蘭?貝格公司亞太區總裁 Eugen von Keller博士認為，在我們拓展市場時，語言本身不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中國企業的項目管理水平差才是主要問題。很多企業開始歐美外包市場的開拓與探索，有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通過CMM認證，還有的投入了大量資金在海外建立分公司。但是總體上看效果并不好。在Eugen von Keller博士看來，在目前中國高級項目管理人員短缺的情況下，要提高承接項目的能力，惟一的辦法就是引進國際人才。鏈接：外包、離岸外包、和BPO 　　外包（Outsourcing）原來是傳統制造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采用的將產品的非關鍵部分通過分包合同讓別的公司或海外公司來做的一種經營方式。外包出現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國內。在21世紀初，由于大批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參與以及外包的方向由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外包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分工的一種新形式。　　業務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每一家公司在經營過程中，都要力爭減少或控制成本，以獲取最大的效益。外包就具有這種功能。比如一家軸承加工廠，其核心業務是制造軸承，但這家企業并不能集中所有的力量于這項業務，它還必須處理諸如辦公室文案、人事資源管理、庫存管理以及財務會計等工作，這些工作花費了很多資源。如果采用外包方式，將一些非核心業務交給該項服務的提供者，就可以集中自己的資源和優勢生產軸承。這就是業務流程外包。　　離岸外包：現在的外包已經有了新的內涵：如外包已經不限于本土，開始擴展到了海外，特別是擴展到了發展中國家，其性質已成了離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最典型的就是美國本土90％企業的60％的軟件開發外包到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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